托育機構标準規範征求意見中 對虐童“零容忍”

托育機構标準規範征求意見中

黑名單制度 對虐童“零容忍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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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缺少資質、服務質量不一……長期以來,托育行業始終處在灰色地帶。

上周,由國家衛健委組織起草的《托育機構設置标準(試行)(征求意見稿)》和《托育機構管理規範(試行)(征求意見稿)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,對托育機構的場所、設施、人員和從業資質等方面做出規定,并提出建立托育機構及其工作人員黑名單制度,對虐童等行為實行零容忍,為托育機構發展指明了方向。

小機構

監控報警系統欠缺 招人遠比招生困難

下午3點,兩歲的大桐剛剛睡完午覺,從卧室跑到客廳裡玩耍,那裡有他最愛的長頸鹿滑梯。這個位于北五環外小區裡的托育機構,如今已成為他最熟悉的地方之一。

“我們小區年輕人居多,他們工作壓力大,沒有太多時間在家帶孩子,完全交給長輩的話,又怕老人身體吃不消,就希望能有個地方幫着照看。”作為創辦人,林雅(化名)曾經面臨同樣的狀況。去年,她開始為兩歲多的女兒挑選托育機構,“周圍的幼兒園接納能力有限,寫字樓裡的動辄每月上萬,何況離家遠,也不方便。”

最終,她把女兒送到小區裡的一個家庭托育機構,但待了幾天,就發現那裡條件簡陋,夥食也不好,更讓她難以接受的是,那裡同時兼顧自住和托育,“早上送孩子過去時,男主人才剛起床,穿着秋褲在屋裡走來走去。”

帶女兒離開後,林雅的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,“自己開一家!”今年2月,林雅在小區裡偶然看到一套底層兩居室對外招租,果斷簽了合同,“客廳作為遊戲活動室,主卧是讀繪本和睡覺的地方,次卧用來吃飯、做手工,外面還帶個小花園,可以放秋千,作為戶外活動場地。”

對林雅來說,做軟包、鋪地墊、裝新風、添置桌椅玩具等都算不上難事,真正讓她犯愁的還是資質問題,“經過打聽,發現不光注冊托育行不通,連注冊教育培訓都有限制。好在居委會隻是讓我們提供了租房合同,檢查了消防條件,提醒我們不要擾民,并沒有給我們太多壓力。”

就這樣,林雅的托育機構在3月正式開業。“既有小時托、半日托,也有周托、月托,可以根據家長的需要來。以2歲到3歲的全日托為例,每月費用在3800元左右。”投入運營不久,林雅恍然意識到,招人遠比招生更困難,“隻是印了百八十張傳單,在媽媽群裡說了下,很快就有孩子陸續送來。可招幼師的時候,一個月都沒找到合适人選,好不容易招來,也很難留住。”

林雅沒想到,原本隻是作為副業的托育機構,幾乎占據了自己所有的工作時間,“除了幼師以外,目前還有一個阿姨負責帶孩子,一個阿姨專職做飯,另外有位住樓上的媽媽在這裡兼職,每天要從早上8點一直幹到晚上10點。”

在林雅看來,《标準》的出台固然是好事,但其中提到的保健員和保安員,短期内還很難實現,“除了人力成本的增加以外,招聘來源也成問題,希望政府能在資金和人才上提供更多支持。”而《規範》中要求的“監控報警系統确保24小時設防”,她認為有必要且有可能盡快落實,“對孩子和機構來說,都是一種保護,之前确實不夠重視,還有所欠缺。”

大機構

政策落地仍需時日 線上比線下更現實

相比起林雅而言,陳岚(化名)的行動更早一步。五年前,懷着二寶的她四處為大寶找托班,“要麼是家庭式的,往往不穩定,要麼是幼兒園,年齡又不到。”考慮再三,陳岚挺着大肚子踏上了創業之路。

“在工商注冊時才知道,壓根兒沒有托育這個門類可選,隻能按教育培訓公司來登記。”2014年8月,陳岚的第一家托育機構在東五環外開業,“除了早教以外,我們還提供1.5歲到3歲的日托,從而填補市場上在這方面的不足。”

短短三年多的時間,陳岚創辦的機構開出五家分店,但資質不全帶來的隐憂一直萦繞在她的心頭,讓她深感疲憊,“不管是區裡的消防,還是街道辦的文教科,随時都可能來檢查,有時候甚至直接斷電,或者搬走教具,要求閉店。”陳岚發現,不少處境相似的同行玩起了“貓捉老鼠”的遊戲,但她不希望給老師和孩子帶來這種頻繁變動的體驗。最終,她不得不将四家分店先後關停,隻留下最後一家作為大本營,“現在這個地方本身有幼兒園資質,由我們來運營,同時提供親子班、日托班和幼兒園,孩子有100個左右,日托占到将近一半。”

面對碩果僅存的基地,陳岚不甘心降低标準,給主班老師開出1萬到2萬的月薪,從國際學校挖來那些本科以上教育水平、有海外留學經曆,同時有着相關經驗的高水平人才,而高投入帶來的收費标準也比肩國際學校,“日托每年16.8萬,還是有家長大老遠把孩子送過來,最遠的單程就有40公裡,因為很多五環外的新建小區配套跟不上,針對3歲以下的托育機構更是稀缺。”

對于《标準》和《規範》的出台,陳岚坦言即使都能達到,也不能高興得太早,“從上海來看,去年4月底就公布了《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管理暫行辦法》和《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機構設置标準》,但直到今年1月,上海市3歲以下幼兒托育服務信息管理平台顯示,隻有33家營利性托育機構通過有關部門審驗,獲得《依法開展托育服務告知書》,可見政策落地仍需時日,更何況現在還隻是國家層面,下一步要對接到地方才行。”

眼下,陳岚并不打算擴大線下機構的規模,轉而将精力投向了線上托育,“相比起一些中專學曆、沒有育兒經驗的幼師來說,一些社區裡受過良好教育的全職媽媽反倒更适合參加培訓,她們可以利用家裡的客廳,結合線上課程開展共享育兒,實現互助式托育,也期待國家能夠出台這方面的政策支持,調動起潛在的人力資源和托育供給。”

建議

落地更應體現差異化 可鼓勵全職媽媽參與

“我們在調研中發現,很多托育機構其實都盼望着有章可循,《标準》和《規範》的出台對于整個行業的發展有着重要的指導意義。”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楊菊華表示,《标準》和《規範》中亮點頗多,例如,不僅對托育機構的人員配置給出明确要求,而且強調相關人員必須接受培訓,“從業人員的素質直接關系到托育服務的質量,在這方面,也需要有關部門的配合,确保培訓服務同步跟進,讓相關人員在專業性上有所提高。”

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研究員蔣永萍也表示,相比起上海提出的幼兒人均建築面積不低于8平方米、戶外人均建築面積不低于6平方米來說,此次《标準》中給出的人均使用面積不低于3平方米、戶外人均面積不低于2平方米顯然更接地氣,“如果門檻過高,将會導緻很大一部分潛在供給被擋在門外,托育需求沒辦法得到有效滿足。”

蔣永萍認為,此次《規範》中明确的黑名單制度也值得肯定,“在過去,有的從業者被開除後,換家機構又能繼續工作,今後‘零容忍’的态度将會對其有所約束,對其他人來說也是一種震懾。”在她看來,監控24小時全覆蓋恰恰也是落實這項制度的配套措施,“隻有在技術層面加以完善,才能盡可能确保孩子的安全。”

考慮到國情複雜,楊菊華提出,《标準》和《規範》在具體落地實施中還應體現一定的差異化,“一刀切的話,很多機構會被一棍子打死,例如當前普遍存在的家庭托育機構,如何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,給這部分機構更多引導和幫助,也是下一步應當思考的問題。”

蔣永萍也談道,《标準》和《規範》可以更多體現對女性的關懷和支持,“例如,調動并鼓勵全職媽媽參與到托育服務中,既能補充供給上的短缺,又能幫助她們實現個人價值。另外,在托育機構的服務時間上,做好銜接工作,避免重蹈‘三點半’放學的尴尬局面,也能讓更多家長獲益。”(來源: 北京晚報)

責編:聞皓